印象中的外公，无论长相、身材都属于中规中矩，除了每个毛孔中都散发的倔强气息以外，放在人群中仿佛不会泛起半点波澜。在满身的平淡无奇中，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肋部和颈部的两块棕色的“胎记”，两块“胎记”大体呈现为圆形，分别有碗口、茶杯般粗细。长大后，才知道这两块“胎记”背后的悲壮与顽强。

外公出生于1922年，幼年的家乡尚算平静，他读完了私塾教育，立志教书育人，造福乡邻。然而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家乡也不得安宁，土匪、伪军（当地群众称之为“皇协军”）、日寇肆意践踏这片土地，征粮、征兵、征劳动力……，热血青年何以忍受此屈辱，1940年，已经为人父的外公投笔从戎，开赴抗日前线。

1941年，山东枣庄，一场小到没有资格进入史书的伏击战，外公所在班的任务是伏击日军运兵车，我方四五人，敌军一卡车，战况可想而知。虽然也击毙几名日军，但最终因肋部中弹昏死，日军打扫战场，看到奄奄一息的外公，抬上卡车想抓做俘虏，但觉得外公活下来的希望渺茫，遂丢下卡车，又恐不死，于是在颈部补枪，后心补一记刺刀……不得不说的是，日常影视剧表现的子弹穿过人体，只是钻一个小孔，主角光环掩盖下，仍可以继续战斗，实际上子弹进入人体后 ，由于阻力变化，会在体内翻滚，入口是一个小洞，出口处会撕扯下大片肌肉，人会瞬间昏厥，外公身上的两处“胎记”便是由此而来（万幸的是，伤愈后没有留下任何残疾与不适）。

半夜，外公在死人堆中爬到当地老乡家中获救，伤愈后打算归队，结果才知所在连队全部“阵亡”，番号已撤销……

此后，外公在家乡做了一名小学老师，宣扬抗日救国。1958年整风，因聊天时提及“某地来了一群讨饭的”被指控“污蔑社会主义”，打成“右派”；“文革”期间又受尽折磨，依然不屈不挠，坚持真理，直至平反、离休，2005年，寿终正寝……

曾问及外公，参军报国，却没任何功名，是否后悔与不甘？他的回答和所有的老兵一样，能活着回来，已是最大满足，哪敢计较其他。

正确的道理不会华丽，如同水和空气，甚至感受不到存在，但却无时无刻不庇佑、影响我们的生命。与外公相处，并没有太多的大道理，只是朴实的语言、坚定的行为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诫我做一个正直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我的父母，都是家庭成分不好，不能参考“小升初”考试，小学毕业后只能插队务农，一辈子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但内心对读书的渴望却从来没有平息过。闲暇时候，他们会读读书、写写字，我听着母亲讲述《醒世恒言》、《暴风骤雨》里的故事、看着父亲临习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长大。当然，他们也把读书的愿望转嫁到我的思维中。 

马世卿的父亲书法节选

那时，一家人住在祖屋，北方传统的民居：客厅对门的墙上，都会挂一幅中堂，或书法或国画，中堂下面是一条长长的条几，前面紧贴着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的两侧各有一张太师椅。幼年的我曾多次爬在太师椅上，看那幅中堂——姑夫手书的行草书体《师说》节选：从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到“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”，中堂旁边配有一幅对联“翠竹碧花环座右，芝兰玉树满阶前”。那时候，曾天真的缠着父亲问上面的字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解释“人非生而知之者”，时告诫我一定要多学习、多请教。那时，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个愿望：我一定要把汉字写好，能够挂到墙上。

马世卿书法节选

从中学开始，自学硬笔书法，并运用到日常书写当中，当然，由于选帖高度不够，学习方法也不甚科学，“取法其中，得乎其下”，所以形成今日不伦不类的硬笔字体。三十岁那年，认识到硬笔的不足，于是拿起来毛笔，从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入门，四年之后开始拜师学习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又坚持了三年。在七年楷书基础上，学习行书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，至今不间断练习已有十年……

马世卿书法节选

学书法，字体的点划、结构都是表象，背后承载的文化才是本质：《多宝塔碑》“精进法门，菩萨以自强不息”丰盈我们不断进取的决心；《九成宫醴泉铭》“黄屋非贵、天下为忧，人玩其华、我取其实”、“持满戒溢、居高思坠”促成我们心怀苍生的情怀；《圣教序》“万里山川、拨烟霞而进影，百重寒暑，蹑霜雨而前踪”告诉我们矢志不渝的志向……

马世卿的儿子在练毛笔字

其实，无论“枪杆子”、“笔杆子”都传递着一股清风与正气，传递一个家庭的底蕴，流进自己的血脉，深入到骨髓。如今，海清河晏，我们在先辈的恩泽下享受蓝天白云，有人为我们负重扛起“枪杆子”，而“笔杆子”的传承依然继续，自己每日在家不间断习字，不为名利，只想把这种底蕴传承下去，希望儿子眼中的我，也如我眼中的父亲。

人有迭代更替，家风却生生不息……